我们都是异乡人

　　有家乡，就有异乡。但当权利与户籍捆绑在一起，却人为制造了无法融入迁居地社会的“祖国的异乡人”。社会开放、城镇化加速，异乡人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个棘手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不是“硬盘”

　　季翔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成为一名“新上海人”，而不是一个“硬盘”。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上海报道

　　“带女儿来看米老鼠多好啊！”

　　望着夜幕中一处灯火辉煌的工地，季翔突然貌似漫不经心地随口一说，接着用略带上海味的普通话感叹：“如果女儿不能在这里高考，看米老鼠都没有劲了！”

　　眼前是浦东川沙镇，上海迪士尼项目已经动工大半年了。季翔渴望将来带着女儿，进去看米老鼠。从他家所在的六灶镇，到迪士尼乐园，骑自行车只需要十多分钟。“多近呐！”

　　另一条路，季翔则走得有些漫长。

　　15年前，他从四川南充农村老家来到上海，因为没有上海户口而被迫回老家参加中考、高考。他的父母比他早三年来到上海，工作生活。去年年底，季翔的女儿在上海出生。

　　这一家三代人，可以被视为上世纪90年代进城务工者的代表。像大多数家庭一样，如果不出大的意外，他们希望一直在上海生活下去。

　　可他们至今未能被城市真正接纳。在上海话里，有一个称呼外地人的词儿，叫做“硬盘”，它意味着“不融入、素质低”。 另一个词则是“新上海人”，它意味着“来上海贡献、肯融入、互相尊重”。

　　“我的父母觉得，‘硬盘’就是个称呼，我这一代只能被动接受，”季翔提高了声调，“可我这女儿一代，不能再让他们成为‘硬盘’了！他们应该是‘新上海人’！”

　　“甚至都没有想到去争取一下”

　　像每一个南充小镇人家一样，季翔的父母先后离家，去往南方打工谋生活。

　　母亲先出去，跟着亲戚去了广州，做加工千层板的工作，一个月挣一千多，几乎是老家普通人家半年的收入。

　　父亲最初仍留在南充，做小包工头的他，手下有十几人，揽些层层转包下来的小活儿，挣不着大钱，小钱也不断。更重要的原因，父亲想要留下照看老母亲和儿子。

　　可季翔还是在8岁时，成为了留守儿童。因为施工队规模小，没有资质，活儿越来越难揽了，父亲决定像村里的其他人一样，进城打工。季翔觉得父亲的施工队难以维系下去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送礼，不给领导送礼，怎么拿活儿？”

　　季翔父母在亲戚介绍下，来到上海，进了民营灯具厂。

　　季翔的留守儿童生活，过了不到一年就宣告结束。1997年的春节，正月初二，季翔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南充到成都再到上海。

　　对于10岁的他来说，这人生中第一次的远行，并不全是美好。37个小时的旅程，让他的小腿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更恐怖的是，火车在某一个站台深夜停靠时，有人为了挤上车，直接拿铁棍把车窗撬开，从窗户钻了进来。

　　可这依然不能阻止车厢里的大人之间热烈地谈论上海。“大城市”，“挣钱多”，“在上海挣一年的钱，回南充能花三年”，甚至还有人说“混好了，留在大上海”。

　　十五六年后，季翔回忆说：“那是他们一代人，对于城市的想象和愿望。”

　　火车是在夜里抵达上海的。出了闸北火车站，季翔看到了高楼，看到了路边路灯的光。“在我们村，即便是春节，晚上外面也是漆黑一片。”

　　花了270块钱，季翔和家人打车来到了浦东六灶。七年前，浦东大开发正式开始。七年过去，大片的农田和渔村，早已消失了踪影。

　　有一次，望着迎宾大道，季翔忍不住赞叹，哇，这么宽的路！其实他面前的路，只是双向四车道。

　　季翔读的是六灶镇智源学校，一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班里同学的情况和他差不多，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班上只有他一个四川人，绝大多数是安徽人。一口四川方言让季翔吃尽苦头，他没法和同学交流，总是被欺负。

　　即便这样，季翔还是喜欢去学校。“老师的普通话好，学校环境好，教室比老家好多了。”季翔的各门功课都在80分以上，和老家相比，有了很大提高。“我爱上了学习。”他说。

　　可和老家的学校相比，智源学校的一大特点是课程只开设到初三上半学期，因为学校的所有学生都是农民工的孩子——按照当时上海市相关规定，他们没有资格在上海参加中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还没能力开办高中。

　　一上初中，季翔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他问父亲，为什么好不容易出来了还要回去，父亲没有给他多少解释，只是说：“让你回你就回，就是这么定的。”

　　“就是这么定的，”十五六年后，季翔念叨着这句话，“他们那一代就是这样，甚至都没有想到去争取一下。”

　　一种进步

　　“没有争取”的结果是——他班里超过一半的同学，直接离开校园，进入社会打工。

　　初二下半学期，季翔就回到了老家。

　　老家学校和上海学校的差距显而易见。季翔发现自己从智源学校带回来的演算纸比老家的作业本都要好：“老家的本子太薄了，使劲写，一下子划破三四张，必须得垫一块硬纸板在下面。”

　　上微机课，四个人一台电脑，老师是刚培训一个周回来的，讲起课来磕磕巴巴。季翔想念在智源学校的日子。

　　唯一让季翔感到高兴的是，他的英语水平超过同学们很多。“这来源于在上海的学习。”他的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骄傲。

　　高考的失败，在季翔的意料中到来。考了450多分的他，并不感到后悔：“我的确不爱学习了，我们班有一半同学就没有参加高考。”

　　这一年，上海高考文科一本和二本录取分数线是490分和450分，相对应的四川省的录取分数线则是560分和512分。

　　季翔再次回到上海。刚开始，他在一家五金厂工作，每天从早上7点半工作到晚上12点，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00块钱。后来，他一个月最多能拿到800块钱。“我的第一桶金。”他认真地说。

　　2010年上半年，季翔曾经短暂地回过南充老家，找了份车队司机的活儿，可干了一个多月，他发觉自己无法继续工作了。

　　“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已经无法融合了，”季翔已经回不去故乡了，“我已经习惯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季翔做了数控机床的工作。他很努力，月薪从两千多涨到了五千多，老板掏钱送他去培训。

　　事业的进步却让他倍感后悔，后悔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有一些走刀轨迹，涉及到数学运算，我计算起来很费力，因为一些知识根本没有学过。”现在，季翔自己掏钱重新报了一个培训班，他还想提高自己。

　　除了希望涨工资之外，季翔还有一个“渺茫的想法”：在上海，高技能人才可以申办户口。2010年9月，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申办户口细则，其中一条是高技能人才可以直接落户。

　　这个念头在年初女儿出生后愈加强烈。“我不会像我父母那一辈一样，如果女儿还要回南充，在我看来，这不再是应该的事情，应该有些改变。”

　　一些改变已经发生。

　　焦虑和庆幸

　　就在季翔因为不是本地人而回老家中考时，他的表弟胡天则从老家来到上海。与季翔只能上打工子弟小学不同，表弟可以进入上海的公办小学读书。

　　从2004年秋季开学以来，上海首次大规模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就在这一年，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终于走进城市教育界的视线，不少地方纷纷向民工子弟打开公办学校大门。

　　2003年9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等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充分挖掘潜力，尽可能多接受进城务工就业农民的子女。

　　上海做出了积极回应。

　　上海教育、编制、公安等七部门出台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对32万应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流动人口子女，“由流入地的区县政府管理、在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学为主”，“在接受教育教学、参加团队组织、担任学生干部、评优等方面与本市学生同等对待”。

　　“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季翔感慨说。可一些事情仍旧没有改变：像中国众多大城市一样，上海中考和高考的大门，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依然紧闭。

　　姨妈有亲戚在新疆承包了很大一块地，想发展规模农业，亲戚喊姨妈一家去新疆。正愁孩子中考的姨妈，兴冲冲地跑去了新疆，花钱给胡天在新疆办了插班生，可当地户口最终没有办下来，儿子没有办法参加当地的中考，“念也是白念。”

　　姨妈只有带着胡天投奔在江苏泰州的姑姑。选择泰州的原因，除了当地优质的教育资源，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关系，胡天可以接着在泰州上高中。至于高考，姨妈一家选择赌一把：当时，做好进城务工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呼声已经出现，到了2012年，说不定就可以允许异地高考了。

　　“有希望，”姨妈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了“异地高考正在破冰“的相关报道，“就像等一个奇迹。”

　　胡天学习很努力，成绩一直稳定在班里前五名。在几个城市转战求学的经历，练就了胡天快速适应的本领。尽管这样，他仍然不时被一种不安全感笼罩：会不会还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上学？会不会还要回老家高考？

　　胡天的成绩越好，姨妈的心里就越发虚和焦虑：万一到时候还不放开异地高考，等到高三再回去，儿子能适应吗？不适应的话，考砸了，毁了儿子一辈子啊！

　　在“异地高考”的不确定性面前，姨妈一家终于熬不住了。他们做出了选择：中考完毕，胡天就回南充老家，从高一开始读起，踏踏实实地学习，在南充参加高考。

　　“我们老百姓，稳妥点好。”在户籍面前，姨妈一家败下阵来。

　　就这样，南充、上海、新疆、泰州、南充，胡天最终还要回南充老家读高中参加高考，哪怕他的父母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十五六年。

　　和当年只是感到疑惑的表哥季翔不同，胡天认为自己拥有在上海参加高考的权利：“不让我们这样的人考，无非是怕损害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的当地考生的权益，我们的父母也为城市发展做了贡献，不是说要教育公平吗？”

　　胡天自己一个人先回了南充。他吃惊地发现，作业本还是表哥离开时用的那种，“一使劲儿三四张纸都写透了。”

　　儿子回去不到一个月，姨妈就回到了南充陪儿子读书。这比原定计划大大地提前了，原因是胡天迷上了晚上去网吧上网，成绩下降。

　　姨妈只有辞去在上海的工作，找了一份建筑地小工的工作，成了一个专职陪读者。

　　明年夏天，胡天就要参加高考，他的成绩不错，高考的愿望是能够考回上海。

　　现在，姨妈为自己三年前的当机立断感到庆幸：说是要放开，说得挺厉害，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户口能让你在上海参加高考？不可能。

　　可有些人却不得不抱有幻想。

　　寄望时间

　　季翔的一个朋友，也是外地人，朋友和妻子两个已经在上海开店七八年了，他们的孩子正面临着明年夏天到来的中考。

　　为了孩子的中考，朋友去找教育局，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的孩子想在上海参加中考或者高考，必须有长期居住证，如果没有，只能回老家参加中考和高考。

　　长期居住证相当于上海户口，可朋友只有临时居住证。朋友向他抱怨：“老家的课本和上海根本不一样，小孩都读了初三了，明年让他回去考，来不及啊，能考好吗？将来怎么办？”

　　季翔一下子觉得回老家陪读的姨妈“无比英明”。

　　实际上，就在今年5月，上海教委领导曾公开表示，随迁子女有限定，需“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前提必须家长是进城务工人员，所以必须要考虑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对这个城市有很大的贡献，交纳了社会保险这一类的。”

　　“我是纳税人啊！”朋友发问。

　　“你不是上海人。”季翔回答得直接。

　　《沪教委基〔2009〕89号》规定，外来人员子女非本市户籍报考对象有五种，其核心条件有两个，要么有人才引进居住证，要么有上海户口。

　　从媒体报道上，季翔知道围绕包括异地高考在内的城市外来人口问题的争吵、谩骂和上访，“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他甚至亲身参与了一次网络争吵。

　　因为在微博上支持放开异地高考，他引来了上海人的斥责，大意是你在这个城市工作，已经得到了工资，不该去分享更多的福利。

　　“我父母在上海工作接近20年，当初我就是因为不能在上海中考高考又回老家，现在我小孩子快一岁了，我不想她还是会被迫回老家去高考！”季翔大声说。

　　其实，今年上海秋季高考，已经将非户籍人口在沪报考对象扩大到了人才类居住证的范围。凡持有效期一年以上引进人才类《居住证》A证(国内引进人才)和B证(国外引进人才)，且居住证至2012年6月7日仍在有效期内的家长，其子女在沪读完高中并毕业后，可就地参加高考。

　　根据上海市的政策，符合人才类《居住证》申请条件者，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者特殊才能的国内外人员，并以不改变其户籍或者国籍的形式来上海市工作或者创业为前提条件。

　　据报道，截止到2011年9月，办理了上海人才类《居住证》的共有37万人，相对于同期常住上海的接近900万外来人口，这个比例不到二十分之一。

　　季翔所从事的行业里也出现过高级技工人才获得上海户口的例子，不过，这个比例更是少得可怜。他的妻子是南充人，也没有上海户口，

　　对于季翔接受媒体采访，妻子的态度模棱两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说说也行，你说了，又多一家，多一个声音。”他的父母则极力反对：“不要出风头，咱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争也没用。”

　　季翔可以寄托的，只有时间。

　　他对未来抱有希望：“我就不信十六七年后，我的女儿还得像我、像我表弟一样回南充，我也相信，他们会成为‘新上海人’，而不是‘硬盘’，我要带她去迪士尼看米老鼠。”(文中季翔、胡天为化名)

上一页1234下一页